1958年8月初，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①：“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我于第二天由大连乘火车到达北京。当晚即由曾副司令员带我到灵镜胡同41号去见陈赓副总长。到了那里还没坐稳，陈副总长就对我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我回答说：“好!服从命令!”在我心目中，陈大将宽宏大度，是可敬可亲的首长，在他面前我说不出个“不”字。他继续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陈大将快人快语。总共这么几句话，就将我的工作和生活引上了一个新开端。

①作者时任旅大军事基地司令员。

    次日，我到总参装备部去见安东副部长。1955年驻旅大苏军撤退回国时，因为中苏两军交接防务和装备，安东同志曾在大连工作数月，我们有过很多接触，算是熟人了。所以一见面没什么客套，很快进入我们要谈的话题。他告诉我工程兵的陈士榘司令员和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同志已经带领一些人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去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他让我先回旅大交待工作，然后再返回北京。

    9月初，我举家迁至北京，住在广安门内志愿军办事处宿舍。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常勇同志。自此，开始了我们的长期合作和共事。常勇同志直爽热情，向我详细介绍了勘察选场的前期情况。他告诉我，中央军委确定建立核武器试验场后，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成员有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塞风，他们与阿·彼·安德列耶夫等4位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了选场方案。陈士榘司令员已带领委员会成员和二机部的郭英会同志及4位苏联专家到敦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6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这一选场方案已经得到了总参谋长黄克诚的正式批准。勘察大队由张志善任大队长，他与勘察大队政委常勇、副大队长史国华一起在敦煌选定的地区内进行了地质测绘、道路和通讯设施建设。常勇同志还告诉我，为了保密，勘察大队的代号是0673部队，让我去敦煌时在红柳园下火车，将有人接。

    1958年10月2日，我乘火车抵达敦煌。勘察大队住在城南关，我到住地后很快见到了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同志，他们都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了，着实很辛苦。在这里我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试验场设计指标为可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提出的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和技术室。我看了之后暗暗想：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在这种时候建个试验场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相比之下起点太低了。

    住下后，张志善同志带我到城内走了走，看了看敦煌的市容。张志善边走边告诉我，敦煌虽是有名的古城，但现在还十分贫穷，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的。这里属内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农作物产量低，水井很少且又很深，所以，群众用水很困难，常常要用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日常生活燃料主要是牛粪。但令我诧异的是，国营商店里竟有海参、鱼吐、干贝这些海货，当然是无人问津。因为这里的“高消费者”不过是往返格尔木的汽车司机，他们也不过是吃些烙饼、炒肉、牛肉拉面而已。敦煌全县5万人口，多数群众的生活还很贫困。

    次日，常勇同志宣布军委决定由我担任部队主任的任命。接着，张志善、卫垒和史国华同志带我去看已选定的靶场区——后坑，到那儿玉门关是必经之路。

    在玉门关小憩后，我们继续前行。一会儿就没路了，只有原先勘察队走过时留下的车辙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沿途所见不过是稀疏地长着的芨芨草、罗布麻和野梧桐树。大片地区则是草木不生，地质上叫大孔土，如果车子陷下去，没有救援就不能前进。而车若一停下，就会有成群的蚊子来骚扰。经过一段艰苦的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预选靶场的中心桩，看到了中心东北方向的指挥点。归途中我深思着，试验场距敦煌100多公里是太近了；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和生活用水从哪里来?——这个地方不行!我心里暗下了这个决心，回到住地我和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和卫垒谈了我考虑到的预选试验场的不利条件：只能试验数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距敦煌太近，地质不好，百里内无水源等等：并建议将这些因素上报以便上级决策另行选场。很快，我回到北京分别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军务装备部长万毅同志汇报了情况和意见。在陈赓副总长召开的办公会议上我汇报完预选的敦煌靶场的不利情况后，陈副总长作出了结论，他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靶厂。”会后，我立即将会议结果通报常勇、张志善两同志，并随即于12月15日回到敦煌，着手筹备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内另找新靶场的工作。在最初的选场方案作业图上，敦煌以西有两个方案，最西一案是在罗布泊，这就是我们向西勘察的最后目标。勘察队人员有我、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的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管理汽车和生活。勘察队带了1部电台，准备了10天的饮水、油料、粮菜、罐头和柴，还有帐篷等生活用品，分乘4辆吉普车和4辆生活车，于12月24日出发上路了。

    车队行至天黑，我们就地搭起帐篷，生火做饭，吃罐头煮饼。饭后架起电台进行联络，然后，大家用枯红柳根烧起篝火，真是野趣横生。

    那时我们用的地图是沙皇俄国绘制的新疆地形图。从图上看有一条南北连绵不断的“白龙堆”。这“白龙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形，我们都不清楚。中午到达此地一看，才知是一条绵亘数百里的白沙堆。一座座沙山绵延起伏，高的10余米，短的五六米。这些银白色的沙堆绵亘远去就像一条玉龙曲身卧在广漠的戈壁滩，故此得名“白龙堆”。我们从沙堆豁口低凹处通过继续前进。后来我才从一些书籍中看到，西晋时通西域渚国的使者和商人，为避开三隆沙和白沙堆，由玉门关向西北找到一条新路，直通哈密王属地，想必过白龙堆的路那时就断了。回想起来，我们以50年代的后勤保障条件通过白龙堆，真是不容易。

    车队继续前进，我们边走边勘察地形，评价着所过之处对我们此行目的之价值。再前行，我们进入了地质学上所称的“雅丹地貌”区。这种地貌是由于冲积土被风蚀形成，是沙漠上吹来的热风天长日久把原始地貌“雕琢”成了一座座峭立的土丘，它们或楞角分明，或体圆如柱，似碑似塔，参差不齐，姿态万千，不啻是戈壁滩的一大自然奇观。面对这神秘莫测的奇异地貌，我们不敢深入到里面去，只好向北绕道而行。刚拐过去不久，张志善的车发现了车辙，是解放牌汽车新压的车印。这时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如释重负。顺着车辙走不到五六公里，在一个转弯处看到了几顶帐篷。一位中尉见到我们一行格外兴奋，他告诉我，他们是总参测绘大队的一个班组，担任着对位于新疆民丰县境内的导弹试验发射弹着区进行测量的任务，在外已经两个月了。他们用水是从罗布泊取的，离此大约50公里。顺着他指的那条取水的路，日落时我们到达了罗布泊。孔雀河的水日夜流入罗布泊。在入泊口，河两岸生着柳树、芦苇，对于戈壁行旅人来说，这真是个美景宝地。我们尽情地洗了个痛快，连汽车上的尘土也洗刷干净了。当晚我们宿营在罗布泊。次日乘兴逆河而上，继续勘察。西行百余里，目测一下这片戈壁滩，起伏不大，基本平坦。我们选了一个中心点，再分别向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各个方向踏勘地形地貌。结论是：这里完全适合选场条件。我们庄重地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桩，就此选定了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

一块石头落地，勘察任务完成了。我们的归程是经辛格尔去吐鲁番，可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返回，想找到由罗布泊去鄯善的那条路。但车队现在在地图上是什么位置都搞不清楚，如何走呢?我们真有点着急了，因为车的油已经不多了。最后决定派人到高处看山势，以使我们走出这山窝。稍后，派出的人员回来了，他说在山顶上看到山下有个小水沟。听说有水，我们不由急中一喜。方想起今天是除夕，大家就在这儿一起包饺子过年吧。我给总参的万毅部长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回鄯善的路。然后我命令对每辆车的油箱都检查一下，看各有多少油，能跑多少公里，心想如必要就甩掉几辆车。第二天，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车辙，遂顺利驱车抵达鄯善。不久，我从哈密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将在罗布泊勘察的情况向万毅部长、陈士榘司令员作了汇报。1月下旬，我陪同万毅部长和工程兵设计院的唐凯院长由北京飞往新疆，对新选定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区进行空中观察。飞机临近场区上空时看到了场中燃起的3堆火。我在飞机上边对地面观察，边向万毅部长报告情况并回答他的询问。我们选场的中心位置在东经41度50分，北纬89度50分。孔雀河到北山之间有60余公里。这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左右，地面土质是冲积土，外缘地带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也很便利。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至敦煌420多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也尚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有个村子叫铁千里克，也在120公里以外。飞机盘旋几圈后便飞往乌鲁木齐。万毅、唐凯两同志都说这次选的是一个好场子。

    到了乌鲁木齐，又向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我再回北京，2月初由陈士榘、万毅和我联名向国防部写了核武器试验场选场报告，建议试验场定点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很快又于3月25日通知新疆军区，0673部队将进驻新疆执行特种工程任务，该部的军事、行政、党政、后勤工作均归新疆军区领导，并要求这支部队的有关情况需特别注意保密。

    部队于3至4月间进入新疆，暂时住在新疆和硕县乌什塔拉公社和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一个被废弃农场的土房里。这时，靶场的领导同志只有常勇政委、张志善副司令员和我，首要工作是为营区选个点。经过实地考察，最后，营区定点在乌什塔拉以南地区，这里无耕地，无树木，地下水丰富，东距试验场区250公里，北靠天山；南不到20公里有博士腾湖，可以调节小气候，使这里不像一般戈壁滩那样奇寒酷暑温差强烈。在这里建一个可居住5万军民的特别营区是可以的。因这里仅有很少一点马兰草，当地人称此地为马兰滩。我、张志善、工程处长苏润海最后定点时就将此地定名马兰村、部队进驻后不久，于6月13日接到总参通知：0673部队对内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l训练基地”。随即基地建立起党委，常勇为第一书记，我为第二书记，张志善、任中咸、李天衷为党委委员；原勘察大队工作已结束，即行撤销，我旋即受命担任基地司令员。

    万事开头难，现在可以说领导和机关有了，地皮有了，除此以外，需要的都还没有。在此不但要建立一支能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还要建起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基地所处地理位置是边，远、穷，又是戈壁滩，工作和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们的政治环境却非常优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建核武器试验基地极为重视，对我们建场的有关事宜总是从快从优批办；新疆党、政、军、建设兵团对基地大力支援；全国各有关单位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当然，基地的官兵乃至每一位工作人员也为基地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基地初见规模。这时的马兰村已建起了水厂、机械厂、发电厂、拖拉机修配厂和机关部队营房、招待所、礼堂、幼儿园等保障生活的设施，修建了水库和农场，绿化了营区，架设了由酒泉经乌鲁木齐至试验场区的通讯线路，建立了多个气象台站。我们调来了4个工兵团、1个汽车团、1个防化团；组建了21研究所，所长张超，政委秦国才，还有教授程开甲、董寿莘和10多位有科技成就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逐年入伍的大学生300余名，这些就是试验场上的科研主力军。

    1962年1月3日，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上提出了争取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对此，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下半年，我们接到了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的任务。目标时限有了，基地振奋了，紧张了，忙碌了。如果说，过去做过的事还算不难做(尽管很艰苦)，今后的工作却是我们不懂的，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无处不在。不懂就学，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听科技学术报告，参加核武器原理讲座，学习操作有关核试验测量设备，掌握自动控制和核安全及其防护等方面的知识。为了完成试验任务，当时我们真是步步有艰难。不但是我们这些外行人如此，就是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同样有着更深层次的艰难——中国毕竟没有现成的核试验经验；再者，试验所需要的技术器材哪个厂家生产?哪里去买?性能、规格、型号都要求很严的必备的标准部件什么厂家能加工生产?说不出的难处真是很多很多。

核试验基地在核武器研制中居何地位呢?它是从研制到生产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中间环节，是核武器从工厂到实战装备的纽带。核武器初始的试验是核部件爆炸试验，成功之后才有核炸弹、核炮弹、核鱼雷、核水雷、核地雷等诸种核武器的试验。为发展核技术要进行原理性的技术试验，武器种类不同，试验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核武器试验场与常规武器试验场有很大区别。核武器杀伤范围大，光辐射、冲击波作用距离远，特别是放射性尘埃在空气中、高空大气层中、土壤中和水中持久地存在，对人、动物造成伤害和放射性疾病。消除核爆炸产生的后果是很难的。

    核试验基地在核武器试验中又担任什么任务并如何进行保障服务呢?概括地说就是：1．进行核爆炸的理论计算，得出必要的数据；2．引爆核部件；3．测量核爆炸的当量、光冲量、冲击波压力、核辐射剂量，取得可靠的数据；4．记录爆炸景象；5．自动控制各种仪器、仪表；6．通讯保障；7．气象保障；8．工程保障；9．核侦察、防护、洗消；10．运输保障；11．后勤保障；12．政治教育，保卫、保密检查、监督。这些活动主要在戈壁滩上进行。戈壁滩地表温度白天有时高达60至70摄氏度，鸡蛋埋下去都能熟。防化兵战士穿着防护服训练两小时，就能从胶靴中倒出五六公斤汗水。戈壁滩风速高，戴着防护面具迎风不能呼吸，一个战士就因风窒息而死。在试验场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已有的组织指挥经验，创造性地制定了《核武器试验法》，以适应大规模科学试验的要求。在程开甲同志主持制定的《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初步技术方案》中，提出了45个科研项目和96个科研课题，这就是试验场开展各项技术工作的依据。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是适用的，有效的，成功的。

    当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核武器试验由他管理。张副总长对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国进行首次核爆炸前夕的1964年6月，他亲临基地试验场区检查工程进度；8月间再抵场区检查技术安装情况；9月第三次来场区主持试验，直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才离开场区。

    在张副总长8月间第二次来基地时，由他宣布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的“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组成名单：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成军、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毕庆堂、朱卿云(兼秘书长)、张志善、程开甲等11人为常委。我还陪同张副总长检查了试验场区的主控站。主控站距预定核爆爆心19公里，有埋设在地下的引爆电缆、控制电缆、通讯电缆等通向爆心。在场区无论是进行空中还是地面核试验，都可由这一主控站实行控制。当看了主控站人员的模拟演练，并听了主持设计控制系统技术方案的21所研究室主任忻贤杰的汇报后，张副总长作了指示，我则就主控站的操作规程表示了意见。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同贺龙、陈毅两位老帅在北京召集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对核试验事宜作了最后的布置。毛泽东主席也很快批示同意在10月到11月间进行我国首次核试验。张爱萍与刘西尧同志旋即于9月27日再抵场区，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决定。10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68名委员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刘西尧任副主任委员，成军、张震寰、张蕴钰(兼秘书长)、朱光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等任委员。此外，还有一些不到试验现场的委员，都是为研制和试验核武器作比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

    10月初，核爆装置的部件安全运抵马兰，被运到离预定安放核爆装胃的钢塔有150米的地下装配室中。按照预定试爆时间表，核试验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请示批准将核爆装置于14日18时从装配室启运，19时吊装上塔。“试委”批堆了这一计划，并再次强调了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提出，接起爆雷管时由我上塔和技术专家们在一起。此时由我受权管理主控站的钥匙，我带着钥匙上塔，直到核爆装置安装完毕、人员全部撤出后，我才把钥匙交回主控站；此时才可以下达试验命令，启动控制设备，张副总长经过考虑，决定由我和李觉、朱卿云一同去铁塔监控核爆装汽的安装；张震寰和基地副政委邓易殊去主控站；。一切准备就绪，人们又担心起天气来了。负责气象预测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颐震潮教授、总参气象局的贺格非局长、基地气象处的韩云升处长，还有设在爆心地区已坚持5年不间断地收集气象资料的阳平里气象站。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最佳选择是碧空无云，能见度50公里以上，以便于远近照相站的摄影；高度500米以下要求西风，因场区工作人员部在西面；3000米以上合成风向要求向西南，以保证高空放射性尘埃不降落在北京；高空风速大有利于放射云扩散；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落在一个地区。预测全部满足试验条件的好天气是不容易的。当时我国的气象台站数量少，设备落后。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气象预测人员还是选到了满足核试验条件的好天气。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深深怀念顾震潮这位科学家，他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的感人形象，至今犹如在我眼前。不幸的是他因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定将永远镌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当天早晨6时3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接插上起爆雷管，由方正知，陈常宜两位专家担任这一工作，至10时工作完毕。由我和李觉同志在塔上陪同方、陈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确认无误后，我们于10时30分准备下塔。下塔前我将墙上贴了数月的那份操作规程取下，签上日期标记——1964、10、16、10：30，以留纪念。然后，我们4人乘吊篮下塔；李觉同志在塔下台上通主控站的电闸，在警卫班撤出后，我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采同志才最后离开。乘车回到主控站，我将启动原子弹爆炸的钥匙亲手交给张震襄同志，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在此期间，由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伥英负责指挥的现场人员也部展开丁紧张的行动。10时前所有人员已撤到安全线外指定地点；准备进入爆炸区的核侦察分队的人员和装甲车辆也已展开至出发位置。我于14时许回到基地指挥所，14时30分，张爱萍副总长向主控站下达开始试验的命令。取样飞机进入指定空域。主控站发出K1指令……发出K2指令……进入自动程序……进入倒计数9、8、7、6、5、4、3、2、l，起爆!强烈闪光3秒钟，蘑菇云开始升起，继而听到两声巨响，7分钟后蘑菇云上升到7000至8000米。此时，张爱萍同志兴奋地拿起话机向千里之外的北京，向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大声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首次核爆炸取得成功，试验获得完满成果。力学、光学、核测量三大项38个项目、测试仪器53种1129台套，全部取得了理想的数据；飞机、炮射伞也都取得足够数量的核分析样品。一阵惊雷震九天，自此，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核俱乐部五分天下而有其一!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点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时光荏苒，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距今已经28年了。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今天的地位，是和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核俱乐部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我国核技术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们，更不应忘记那些为了铸造祖国的核盾牌而献身的英烈们。